毛主席10年秘书高智回忆，主席曾主动谈江青：我只能管她半个！

1962年4月19日，北京颐年堂门口，毛泽东与高智并肩站在一起。摄影师吕厚民按下快门时，谁也不会想到，这张合影竟成了两人关系中的重要留影。那天，高智即将离开中南海，毛泽东亲自询问他的打算，还叮嘱他到基层去，别总是“浮在上面”。 高智1928年出生于陕西佳县，少年时期就读于陕北绥德师范，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5年，他进入延安，在中央机关从事机要工作。那是一份安静却极其重要的差事，文件、电报和命令，都不能有丝毫疏漏。 1947年3月，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，中央机关开始转移。高智和同事负责搬运、保护重要文电。撤离当天，大家走了几十里山路，夜色降临后才在路旁短暂休息。就在疲惫之际，前方传来一句：“毛主席来了！” 高智后来回忆，那时毛泽东穿行在队伍中，步子很稳，还不时与身边同志交谈。战事紧张，转移艰苦，可领袖的从容给许多人增添了信心。高智所在的前卫机要部门，正是从那段经历开始，与毛泽东有了更密切的工作联系。 1952年，中央办公厅决定调高智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。接到通知时，他既兴奋又忐忑，担心自己的陕北口音影响工作。叶子龙安慰他说：“主席在陕北生活多年，听得懂你的话。”这番话，让高智放下了心中的包袱。 高智第一次以秘书身份走进丰泽园时，毛泽东正穿着睡衣靠在床上看书。高智问候后，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：“欢迎，欢迎。”随后又问起他的学校、家庭和经历。几句家常话，原本紧张的气氛便缓和下来。 秘书工作并不只是传递电报。高智还要安排出行、处理来信，照料日常事务。毛泽东的生活十分简朴，木板床、旧拖鞋、打着补丁的衣物，都是身边工作人员熟悉的物件。稿费和工资中的一部分，还常被用来接济亲友、乡亲及生活困难者，花销自然十分紧张。 1956年秋天，毛泽东一行从北京西郊返回，临时提出在新街口吃羊肉泡馍。七个人只花了六元三角。高智随身钱不够，店家认出客人后不肯收钱，他却坚持不能占便宜，第二天一早骑车把饭钱补上。事情虽小，却让高智受到提醒：在领袖身边工作，细节也代表着纪律。 1959年6月，毛泽东回到阔别多年的韶山。祭拜父母时，他在墓前站了很久，随后鞠躬致意。高智发现，毛泽东下山后一直沉默，眼眶微红。那份对故土与亲人的感情，没有被身份和岁月冲淡。 高智记得最清楚的，还是毛泽东谈到江青的那次玩笑。工作之余，毛泽东偶尔与身边人打牌，江青牌兴较浓，输了时容易发脾气。毛泽东曾劝过她，效果却不算明显。一次，他问高智：“你说我能管几个人？”高智答道：“全国、全党都归您管。”毛泽东摇头说：“我只能管两个半人。” 高智追问那“半个”是谁。毛泽东说，两个是高智和罗光禄，剩下半个是江青，并解释道：“江青，我只能管半个。”这句话带有调侃，也透露出夫妻相处中的复杂一面。高智见话题不宜多谈，便提醒主席该休息了。 1960年12月26日，毛泽东六十七岁生日，饭桌上只有一个荤菜、几个素菜、辣椒和汤。席间，他谈到农村调查，问谁愿意下去了解真实情况。高智当即表示愿意。后来，他到河南、江西等地走访，把基层看到的问题如实报告。毛泽东要求调查必须讲真话，这也成为高智离开中南海的重要原因。 1962年，高智选择回陕西工作。临行前，毛泽东关心他的妻子即将生产，还劝他稍等一段时间。高智考虑到工作安排，决定先赴西安。毛泽东没有强留，只说：“你到什么地方，做什么工作，都要继续为我做点事情。” 高智离开北京后，先后在陕西有关部门工作，很少向人提及自己曾长期伴随毛泽东。他认为，秘书的职责是把事情做好，而不是把经历挂在嘴边。1965年1月13日，他到北京开会，毛泽东专门接见，询问陕西情况，两人谈了四十五分钟。那次会面，成为他们最后一次相见。 1976年9月9日，毛泽东逝世，高智赶赴北京参加追悼活动。此后多年，他始终保持低调。2016年7月，毛新宇一家在西安看望病重的高智，他只反复说了一句：“我想主席，我想他啊。”同年9月9日，高智因病去世，享年八十八岁。 特别